共产国际曾给各国提供珠宝钻石 甚至鸦片

  中国诞生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提供,这为很多人所知晓,但在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具体方式是怎样的,过程中又存在哪些欠缺,对于这些问题,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本文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对这些问题作出阐释。

  在中共筹建时期,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之一李汉俊就曾拒绝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有关经费支持的表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记述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为筹备中共一大的召开而提前抵达上海后,李汉俊向他介绍了自己跟马林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马林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共提供经费支持。李汉俊回绝了这一要求,认为“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还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照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张国焘指出:“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

  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

  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支持的还有陈独秀,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于1921年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后时常跟陈独秀会谈,一次,陈独秀曾向他解释力主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支持的原因:“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陈独秀等人改变对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态度,是陈独秀等人从上海法国巡捕房获释之后的事情。1921年8月中旬,陈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一职从广州返回上海,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独秀连同当时正在他家做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释,包惠僧后来在《回忆马林》一文中,这样记述了当时马林所作的努力:“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算是共了一次患难”。张国焘则在《我的回忆》中如此描述陈独秀获释后与马林会晤的情形:“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对上文的最后一句话所作的注释是这样的:“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的。”张国焘这里所说的“威金斯基”,是指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率工作小组于1920年4月抵达北京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工作小组抵达北京后不久,经李大钊介绍,又辗转来到上海。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发了一封密电,汇报了工作小组抵达上海后所开展的工作情况:“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宣言》已印好。现在有15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2000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从中可见,维经斯基小组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同时密电也揭示工作小组投入了一定的经费,客观上也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开展活动的经费支持。

  有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费。”

  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忆材料中也有佐证:“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2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中共一大之后,特别是陈独秀从法国巡捕房获释,开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在同一天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写道:“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能□(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够”字——作者注)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1923年6月,在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此处原文没有标注货币单位——作者注),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目前,要精确统计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经费支持,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拨款往往不完全按照预算来拨付。比如,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000金卢布,但实际上拨付的经费大大超出了这一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具体负责拨付经费的工作人员维尔德于1923年7月26日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个月的给中国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其中“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都不是经费预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项目。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利金呈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书面报告也提到:“应当承认: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国外工作的拨款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组织方面的开支占了大部分,二是给各中央的预算拨款常常变动不定……”

  二是有时由于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粗心或不负责任,导致少数汇款既没有标注是何人所汇,也没有指明汇款作何用途。比如,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指出:“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此处原件未标注货币单位——作者注),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

  三是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除了共产国际外,后来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以及“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等组织也向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提供过经费支持,不过对这些组织的经费援助一般比较少。由于提供经费的各部门之间缺少沟通或者沟通不及时,有时会出现重复提供经费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精确统计具体数额的难度。

  四是有时因为中共经费过于紧张,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当转交给其他国家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从您寄给日本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

  尽管如此,上文所引述的几份解密档案材料已足以证明: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支持对于诞生初期的中国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方式主要是由其指派专门人员直接将钱款转交给中共,马林从活动经费中抽出一部分钱用作参加中共一大人员的路费,以及包惠僧关于马林花了不少钱将陈独秀等人从监牢里保释出来的回忆,都证明了这一点。解密的马林档案中还保存有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等人于1922年、1923年从马林处提取具体数额经费的签收条。

  那么,共产国际的经费又是怎样到达维经斯基及马林手中的呢?在上文引述的解密档案材料中,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那封密电,就特意强调了给他往上海汇款的地址:“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经费又是怎样到达上海的呢?上文曾引证过的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解答了这一问题:“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这里所说的“远东银行”,是指苏俄政府开设的一个金融机构,其主要办事处在哈巴罗夫斯克,之所以开这个银行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大量收购金锭运往莫斯科,销售在苏俄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为共产国际谍报员保留往来账户”。1922年,远东银行在哈尔滨开设了分行。同年初,苏俄政府还在哈尔滨设立了一个商务机构——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通常莫斯科将款项先汇至远东银行,再从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

  不过,有时候莫斯科也会通过别的“线路”将款项汇到上海,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汇报说:“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寄给中国的3月份预算经费和电报费用1300墨西哥元已经收到。”再比如,1923年7月26日维尔德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这些材料说明,共产国际给中共汇款的“线路”不是单一的。

  此外,共产国际有时还会派遣信使直接将经费从莫斯科带到中国国内交给在华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这是提供经费的第二种办法。比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在发给维经斯基的一封电报中,就焦虑地询问他:“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托付优林带去的20000美元,请尽快答复!”再比如,1922年9月18日越飞在长春写给马林的一封密信中指出“格克尔同志将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拨给的3000墨西哥元交给您”。很显然,电报和密信中所说的优林和格克尔都负有转交经费的重任。

  而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经费不是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比如,1922年4月,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曾将价值60万卢布的黄金和价值400万卢布的证券交给了朝鲜人。目前,笔者还没有掌握可以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等贵重物品直接交给中国人的文献资料,但有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其卖出去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布别尔-奈曼?马尔加列捷:《世界革命与斯大林政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活动见证者笔记》,莫斯科,1995年版,第68页)

  由于珠宝、钻石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共产国际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时指出:“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构思》,莫斯科,1998年版,第153页)而鸦片,则是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首先,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对诞生初期比较弱小的中国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在中共诞生之前,还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都曾出现过一旦缺少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顿或者瘫痪状态的现象。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人小组……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

  其次,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常常出现滞后或延误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将珠宝和钻石等贵重物品兑换成现金耗时过长,再者是工作人员之间的衔接不畅。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斯列帕克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说到,首先应该强调一下它的财政困难情况。你知道吗,格里沙,遗憾的是,经费对中国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实这不仅是对中国,也许对其他许多都是如此。简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并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

  第三,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过程中,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自筹经费的努力,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比如,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就反映了这一努力:“……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能□自行筹款”;再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罢工中,汉口江岸以及郑州和长辛店等地的京汉铁路工人遭受了军阀吴佩孚的血腥屠杀,在争取共产国际提供抚恤受难工人及其家属的专项资金的同时,中国人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安抚受难者。

  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萨法罗夫的信中就说:“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

  第四,莫斯科对中共提供经费支持,固然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进“世界革命”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利己动机和实用主义因素。列宁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上阐述的一番话就充分反映了创建共产国际的目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显而易见,此时苏俄领导人是将发动和推进世界革命作为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法宝,也正是从世界革命这一根本战略规划出发,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然而,世界革命这一战略并没有在西欧各国获得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所预期的胜利,反而遭受了严重挫折,这迫使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不得不调整战略,开始重视亚洲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探索和寻觅中国革命盟友的艰难过程中,苏俄领导人曾长期轻视诞生时间不长、比较弱小的中国,相对于后来对中国的经费援助,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是比较少的,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抱怨说,仅仅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一种报纸的经费,“就超过了整个中国的全部经费”。这里明确地反映出莫斯科对中共的轻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认为只有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因而对后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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