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是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和中苏(俄)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亲自创建的高度集中的国际性组织。从中国早期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共产国际都进行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到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到建立驻华机构的过程。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但是,共产国际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实行直接指导,如果说开始还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就会压缩中国从实际出发自主领导革命的空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失败。

  1.1926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加强对中共以及朝鲜、日本的直接领导

  共产国际对幼年时期的中国的指导是直接的,但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共产国际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马林、维经斯基先后担任过此职;鲍罗廷到中国后,任的首席政治顾问,同时指导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部分职能。后来,共产国际决定成立驻华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

  1926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加强对中共以及朝鲜、日本的直接领导。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共产国际远东局由维经斯基、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朝日三国代表组成,以维经斯基为主席。上述组成人员除中朝日三国代表外,称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是核心组织。6月19日,远东局的俄国代表团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选派一名常任代表和一名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工作,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共中央的代表定期向远东局报告工作,必要时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远东局俄国成员帮助中共中央工作,为其部分工作部门提供咨询;拉菲斯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编辑部工作。

  由此看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说远东局是领导中朝日三国的机构,但实际上主要是领导中国的机构。

  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开始工作后,便和广东的鲍罗廷在一些重大策略问题产生了分歧。从1926年10月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发展至长江流域。维经斯基认为,摆在和面前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能让资产阶级和豪绅一起利用南方军队的胜利果实”。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现在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反对上述资产阶级倾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维经斯基的建议“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极其危险的。”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中国委员会提交的中国问题报告以后,认为远东局在一些问题上犯有错误,向远东局提出“警告”,并“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这个决议表明远东局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码已经变轻,鲍罗廷变得越来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等一系列激进方针。全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就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的若干问题作出决定,成立出席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同时接受中国出席这次全会的代表谭平山的建议,派罗易到中国,取代维经斯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旋即,谭平山又找罗易,认为中国党内的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之间冲突的反映,建议共产国际撤销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

  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后,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一方面承认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执行决定是困难的。这时蒋介石同武汉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也转为更加激进,维经斯基领导的远东局的状况当然不能令联共(布)、共产国际决策层满意。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会议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远东局现有成员的问题。”这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远东局根本适应不了新形势,对其采取了“大换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针。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远东局人员组成问题,决定由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委员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朝鲜及日本三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但新的远东局没有成立起来,4月9日,共产国际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作出决定,解散远东局。这样,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

  罗易在1927年4月初到达武汉后不久,就发生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中共是先进行土地革命还是继续北伐,罗易和鲍罗廷对此发生了意见分歧。

  罗易于5月25日曾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电报,指责鲍罗廷的主张是“将意味着实际取消”,要求“莫斯科应赶紧进行干预。”5月28日,罗易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出书面报告,认为“鲍罗廷想使共产国际代表成为他的下属,并根据他的指示去领导党”。罗易要求得到斯大林“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以及它同和鲍罗廷关系问题的明确答复。”罗易给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反映他与鲍罗廷矛盾和分歧的意见引起了重视,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给鲍罗廷、罗易和驻汉口领事柳克斯的电报中要求:“请不要扣押罗易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电报。”为了解决罗易和鲍罗廷之间的矛盾,6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布哈林的建议,决定组建“共产国际中国局”。5天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决定由罗易、鲍罗廷和加伦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然而,在6月3日发生了罗易幻想依靠汪精卫挽救革命而冒冒失失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给他看的事情。罗易此举引起了鲍罗廷、柳克斯和中共中央的不满,并报告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尽管罗易连电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此事作出解释,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还是在6月22日作出“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的决议。

  这样,随着罗易的离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决定成立的由罗易、鲍罗廷、加伦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未开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罗易离开后,1927年7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随着鲍罗廷的离去,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代表和机构,全部结束了使命。

  2.1928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建议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远东局

  1927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到达武汉。罗米纳兹到中国后,帮助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不久,罗米纳兹又向共产国际力主放弃的旗号,开始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应该说,罗米纳兹到华之初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但是罗米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对瞿秋白等中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共发生“左”倾盲动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28年6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严重的情况,决定不派代表到中国,而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结束后,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工作。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认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摇摆性”,“同时犯了许多右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由此建议“绝对有必要尽快派来一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威信的代表,长期同中国中央委员会一起工作。”并建议“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便指导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工作”。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远东局,成员有埃斯勒、雷利斯基、哈迪、别斯帕洛夫。埃斯勒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远东局负责人。

  从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改组派、游击战争、赤色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在1930年7月29日听取了周恩来和雷利斯基、别斯帕洛夫关于双方分歧的报告后,一方面作出决定肯定了远东局基本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根据东方书记处的建议改组了远东局,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成员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米林(即盖利斯)。米林不仅仅是远东局的成员,而且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的负责人。

  在远东局增加负责军事的成员,主要是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已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重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派盖利斯作为远东局成员,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中共的军事指导。盖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达上海,同时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军事顾问组成员马雷舍夫、费尔德曼。盖利斯到后,即参与了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中国工农红军的编制和组织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远东局书记。米夫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校长时的得意学生王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3.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远东局在中国的工作陷入了瘫痪状态,仅剩的两名成员赖安和贝克先后撤回了莫斯科,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

  1931年4月下旬,由于,米夫和盖利斯一起离华。12月,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请求共产国际再派一个代表来。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才决定派东方书记处副主任埃韦特为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但没有给远东局委派军事人员。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又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派军事专家帮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到远东局工作。但李德只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成员,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另有其人,是远在美国的弗雷德,一时还没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远东局任职后,和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时有摩擦发生。两人都向共产国际写信或发电报,报告他们之间的争吵。埃韦特认为,弗雷德总是越权,在政治方面指手画脚,在他身边碍手碍脚,决定将弗雷德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派军事代表参加远东局。弗雷德则指责埃韦特“对地下工作的起码要求漫不经心”,对待不同意见者“采用各种手段”,“很像小政客伎俩”。弗雷德提出到川陕根据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韦特同意。埃韦特和弗雷德之间的矛盾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头疼,多次回电要他们在中国党面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见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要弗雷德再次赴华,到川陕根据地任军事顾问,并再派一军事顾问到上海,但未见共产国际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韦特因在对待《中国论坛》杂志编辑艾萨克斯问题上受到远东局内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8月初将埃韦特召回。

  埃韦特走后,远东局成员只剩下赖安和赤色工会驻华代表贝克。这时,赖安实际上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则等参加了远东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由于赖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触颇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后撤回了莫斯科,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贝克在1935年2月被共产国际召回。

  共产国际于1926年和1929年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说明,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共产国际只有对中共实行间接指导,即用路线、方针指导,让中共自主地从实际出发工作,才能使中国革命事业顺利发展。自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王新生)

  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设有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基层组织;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宣传;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该处于1920年8月自行解散。

  1921年1月成立,它的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汇报远东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现状及性质,向这些国家的工人和革命组织介绍共产国际的方针、任务以及共产国际对于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的纲领和策略;帮助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战胜殖民统治。该处于1922年2月被取消。

  1922年12月成立,该部的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编辑《远东通讯》,按名单寄给各国党的最高领导人;二是成立外文图书出版社,建立编辑室,出版科教刊物,开办“人马克思主义者图书室”。1926年3月,该部被改组为近东(地区)书记处和远东(地区)书记处。

  1926年3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把所属各支部所在国家按地理位置划分为11个地区,每个地区设立一个书记处。4月9日,远东书记处举行第一次会议,建议共产国际应当加强在中国的领导工作,并提出“尽快成立远东局”,以加强这种领导。1927年该处被撤消。

  1927年底成立。 1928年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常设中国委员会。11月12日,米夫在中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明,该委员会的任务是:“预先仔细研究与中国工作有关的材料,以便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进行经常性的、定期的和系统的指导。”有关中国的一些问题也在中国委员会上讨论决定。该处的工作到1935年七八月结束。(万铭辑自《中共党史研究》)

  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是在违背正常党派关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情况下形成的特殊关系。

  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政党,各国是它的支部。然而,这个规定对联共(布)却是个例外,联共(布)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者。这主要体现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联共(布) 中央领导成员,他们的任免也由联共(布)中央决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决策受联共(布)的支配和影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可以直接派遣和指挥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

  联共(布)与中国的关系不是平等的两党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中共中央的指导,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向中共中央发布指示;二是通过莫斯科驻华代表(包括苏联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联共(布)给驻华代表以充分的权力,使其“越俎代庖”,通过非正常工作程序直接决定与中国有关的事务。

  在中共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共产国际对中共实行的是集权制的领导,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共中央实行的是干涉式、密集式的指导,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共党内贯彻莫斯科的方针和政策是不遗余力的。(钟河辑自《党的文献》)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为吴廷康,他是第一位被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1920年4月,他来到中国,在北大会见了李大钊。按照指示,他到中国是推动中国的创建工作。这年11月,他拜会了在上海法租界寓居的孙中山,希望与即将成立的中国合作,孙中山欣然同意。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马林:1920年8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7月23日出席了中共一大。1921年12月,他会见了孙中山,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越飞:1920年代初代表共产国际及苏共在中国活动。1923年,他与孙中山会谈并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改组、国共合作与苏俄全力援助孙中山等项大事的基础。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鲍罗廷:1923年被派到中国,是孙中山及的高级政治顾问,同时指导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参与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争取苏联援助、组织北伐等。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加伦:真名为勃留赫尔,加伦将军是中国的习惯称呼。1924年-1927年期间,他担任孙中山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事顾问团团长,协助孙中山主持军务。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米夫:1925年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30年10月到上海担任远东局书记。1931年中共四中全会开会时,他操纵选举,让王明等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让主要权力完全控制在王明、博古手中。此后一个时期内,他更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

  盖利斯: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组远东局后,他为远东局成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的负责人,于9月到达上海。1931年上半年,鉴于上海的非常严重,他离开了中国。

  埃韦特:1932年3月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1934年8月被召回。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1933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但他在军事上往往是“瞎指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都是按他的一套错误路线进行的,结果损失惨重。

  弗雷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代表,于1933年上半年抵达上海。他到任后,在6月中旬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主张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为两部分作战。博古等接受了他的建议,将红一方面军的“铁拳头”一、三军团分开,红三军团为东方军,入闽西北作战;红一、五军团为中央军,在北面原地作战。结果是东方军疲惫不堪,中央军无仗可打,白白浪费了扩大根据地、准备反“围剿”的好时机。1934年3月,他被召回莫斯科。(李妍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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